梁：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颇有意义的书《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作者是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6位先生。1958年，他们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最大的26岁，最小的19岁。
   
    当时《诗刊》由副主编徐迟等出面，请谢冕撰写《新诗发展概况》。谢冕邀请同学利用假期集体写作，完成了这个课题，共写成7章，前4章曾在《诗刊》连载，当时产生过不小的反响，后3章一直没有发表。这一次，他们重新拿出这部书稿。除了已去世的殷晋培以外，其他5位以专题问答的方式，回忆和反思了这次写作的过程。这样一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研究史乃至学术史、教育史，了解一代学者的成长历程，都是一个信息极其丰富，令人百感交集的个案。
   
    毕：拿到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种能够让人感受那个时代历史真相的书，如今真是太稀缺了。对于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人文学术，过去我一直评价不高。特别是大跃进时代放出的学术卫星，更是不屑一顾。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想法需要调整。真实的历史有很多层面，很多侧面。文本背后有很多想不到的故事。故事里面，藏着很多意味深长的细节，有时代的苦涩，也有同学的温馨。大而化之地否定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并不难，难的是怀着一种同情之理解，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反思历史。
   
    梁：洪子诚先生说，他们是“30后”知识分子，也就是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年龄决定了他们进入学术界不可能早于50年代中期。我过去观察王瑶和钱锺书先生的经历时，曾想到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出清华，拥有一样的教育背景，王瑶先生一度很激进，而钱锺书先生却很消极？除了个人真实处境的差异、性格的差异之外，还与年龄的差异相关。钱先生出生于1910年，新时代到来时，他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建设，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王先生是1916年出生，虽然只晚了6年，但这很关键，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时代就变化了。在新时代的门槛，让王先生这样有强烈学术兴趣的青年学者如何选择？他如何能不按照新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到了1958年，刚刚完成新时代学术建树的王瑶，自己也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这几位作者，身为王瑶的学生，其实面临的是老师曾经遇到的问题，学术机会来了，又能如何选择？
   
    毕：这一代知识分子，从教育背景上说，当然和他们的前辈差异很大。经历了反右、大跃进，还有那些已不被后人所知的小政治运动，6位青年对诗的热爱不曾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不曾破灭，才高效率地完成了对中国新诗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系统梳理。以今天的认识水准，指出这个文本的历史局限并不困难。但这样的著作，在学术史上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有局限的工作，也是学术累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特别是作为在校学生，经历这样的学术活动，还是收获了一种学术经验。
   
    梁：无论早年的学术起点在何处，都是一种学术积累。有了积累，才有被新思想激活的可能性。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谢冕、孙绍振等能够敏锐地把握到新诗潮崛起的脉搏，率先为之鸣锣开道，不是偶然的，和50年代这次写作表面看方向不同，其实有内在的关系。
   
    毕：不光是文学领域，在哲学、历史、经济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类似的现象。改革开放初起，敢于突破旧框框，提出新见解的人，往往在上世纪50、60、70年代,也曾经紧跟过，批判过。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议论某些名人的短处。其实，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中国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只能以主流的价值为真理、主流的标准为是非。能够超越时代局限的人太少了。即使有一点独立见解，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就是那些被当做毒草批判的学术论著和艺术作品，大部分也没有偏离主流的主观故意，是想紧跟而不得。真理标准讨论以后，知识界才出现独立思考的潮流。新时代开风气之先的人，曾经追随主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梁：今天，5位先生一方面坦率地把当年的旧作原原本本示众，一方面又以今天的高度真诚地反思，我很感动。不是所有经历历史转换的人都有这样的胸襟。常见的是，悔其少作，好汉不提当年勇了。不少人出文集，都有意抽掉了当年的大批判文章。全集不全，几乎成了中国现代名家全集的常见病。不全的原因不是找不到，而是出于遮丑护短的心理。还有人采取修修补补的办法，破坏了史料的原汁原味。相比而言，当然是这本书对历史的态度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