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包括花卉、瓜果等植物和昆虫、鸟类、鱼类、走兽等动物题材。西洋画中画花卉、鸟雀<--ADV_CONTENT-->的绘画称之为静物画，画家以写实的方法对着景物写生，甚至画僵死的猎物。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绘画中的花鸟画，完全是凭借记忆默画花卉和动物，也称之为写生。与西方绘画的写生概念不同的是，中国绘画的写生是表现自然物象的生命活力。此外，中国花鸟画家借画花鸟表达了许多寓意，如画家往往以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比喻人的社会属性。高大的松树不畏风寒，画家将它喻为英雄，而矮小的荆棘多刺，画家将之喻为小人，竹子、梅花、菊花都较耐寒，故将它们比作君子。有的花鸟画表达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也有的花鸟画是表达作者对人生、世事的感怀。

　　中国古代皇帝比较喜欢画花鸟画。宋徽宗赵佶画芙蓉锦鸡图轴，目的即借鸡的五种自然天性宣扬人的五种道德品性。比如一，鸡身上的花纹表示有文化。二，雄鸡的模样很英武。三，雄鸡打架很勇猛。四，母鸡护小鸡很仁慈。五，雄鸡报晓很守时，表示守信用。这些都是他对大臣的要求。画家的表现手法十分生动，一只锦鸡纵身上攀，压弯了芙蓉枝，表现出了锦鸡的重量感。

　　作为独立的画科，宋代的花鸟画无论在绘制技巧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已经达到高度的艺术水准，《芙蓉锦鸡图》便是其中的一幅精品。此图是描绘金秋景色的花鸟画作。图中芙蓉盛开，随风轻轻颤动，蝴蝶翩跹，相互追逐嬉戏，引得落在枝上的锦鸡回首凝视，目不转睛。本幅右上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右下书款“宣和殿御制并书”，草押书“天下一人”。鸡在中国向有“德禽”之称，《韩诗外传》载：“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可见其文武兼备、仁勇俱存、信守专一的性格为世人所激赏，难怪才艺绝代的一代帝王也会留下“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的诗句，流露出对安逸高贵之品格的赞许，由此体现了中国花鸟画的人文寓意。

　　目前流传于世题为赵佶的作品中，艺术风格呈现出工致细丽与简朴生拙两种迥然有别的面目，工致细丽者如《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简朴生拙者如《柳鸦图》（上海博物馆藏）、《枇杷山鸟图》等。通过笔墨风格的比较分析，徐邦达先生指出前者不是赵佶所作，而是画院画家的作品，后者则为他的亲笔画迹，这一观点为多数艺术史研究者所认同。此外，现存记载南宋宫廷藏画的《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将此画列入与“御画”并列的“御题画”一类，表明《芙蓉锦鸡图》仅仅是由赵佶亲笔题诗的一幅花鸟画，并非其本人绘制。所以说，尽管图上有赵佶的题字，但此图作者却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画院高手。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关注艺事、醉心书画的帝王，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广收名画巨迹，编纂皇家绘画收藏的书画著录——《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建立翰林图画院并完善其制度，还依据自己的审美观念亲自指导画院画家的学习与创作。关于绘画创作，赵佶在注重对被描绘对象细致入微的再现的同时，还要求画面蕴含诗歌的意境，令人观之有回味无穷的艺术体验，《芙蓉锦鸡图》无疑完美地体现出这位极具艺术修养的皇帝的美学思想。全图所用双钩法线条细劲，不仅花卉枝叶和锦鸡造型准确，芙蓉为锦鸡所压的低垂摇曳之态也能如实体现，加之色彩晕染得层次清晰，浓淡相宜，富丽堂皇中蕴涵端庄典雅的气质，堪称“形神兼备，曲尽其妙”。就构图而言，画幅左侧集中着芙蓉、锦鸡，与右上轻盈飞舞的蝴蝶遥相呼应，使得错综的布局显得密中见疏，揖让有度。以清瘦劲健的笔体写就的诗文和精致艳丽的图画更是互为辉映，相得益彰。

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三鼠图轴

　　

　　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三鼠图轴是很有意趣的写意画，看到图中机敏可爱的老鼠，使人忘记了鼠类可憎可怖的一面。朱瞻基最早将老鼠作为美好的艺术形象来描绘，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老鼠之美感的艺术家。由于老鼠一胎多子，苦瓜等果实里面也有很多种子，因此将它们作为繁育能力最强的动物和植物。宣德二年（1427年），盼望生子多年的朱瞻基终于得了第一个儿子朱祁钰，即后来的明代正统皇帝。朱瞻基画此图正是为了记录他得子的最幸福的一年。

明末画家徐渭作品

　　

　　明末画家徐渭没有帝王那样的心态，更没有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一生非常坎坷，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一次成功。徐渭怀才不遇，发出了癫狂般的感慨和愤怒，他画墨葡萄轴，正是比喻自己像野葡萄一样被抛在野藤里。人们说，这张画的墨点就如同徐渭辛酸的泪珠。比较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画家，他们的花鸟画透露着不同的情感，这就是中国古代绘画内在的不同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