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蒋介石为了监督东北军剿共，避免他的剿共大业功亏一篑，决定将生死置之度外，进驻西安镇慑，逼迫东北军剿共。蒋介石是一位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历险地，即于4日从洛阳到临潼，5日进住华清池。西安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驻地，不在蒋介石军事势力的控制之内。10日，蒋介石决定找张学良谈话，并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他毕竟有所顾忌。但蒋介石的暴烈性格，岂是改得了的？

  当天下午与张学良谈话的时候，蒋介石的主张遭到张学良强烈的反驳。从来没有人敢当面顶撞蒋介石，只有少帅没有顾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身边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蒋介石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告诫，他也忘了当年训斥刘湘说话的教训，他的火爆性格自然是无法再控制的了，依然大发脾气，痛斥张学良。

  这下可真的招来了不测之变。少帅可不是刘湘，能够权衡利弊，他从小受到娇宠，也从来没有受过上司的责骂，因为少帅没有上司。这次蒋介石摆出了统帅的权威，张学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又怎能咽下这口气？盛怒之下，回到西安城里后就决定抓蒋介石。

  捉蒋之前数小时，张学良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他的决定:“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如此大变，竟然说得非常轻巧。于学忠质疑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学良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大少爷的脾气，掌管了国家命运，把军政大事视作儿戏。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解释西安事变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当时，蒋介石刚刚庆祝了五十大寿（虚岁），张学良才36岁（虚岁）。他决策过程就很简单:“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近代中国的高层政治，竟是如此地原始粗放。他所谓的没有私心，只是因为权力和财富来得太容易，因而满不在乎而已。

  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政界的意料，如此莽撞的事件，令人无法想象。苏联正在和中国谈判合作制约日本的问题，蒋介石的危险处境，也影响苏联的国家利益，因而强烈谴责这次事变。其实，当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与共产党妥协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话说“收编”的方式，只是一时间日本对华侵略有所和缓，他还感受不到抗日的紧迫感，因而专意剿共，来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因此，当时并非没有其他途径引导他联共抗日。当然，在蒋介石的词典里，“联共”或“国共合作”的概念是没有的。但这只是个名词而已，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