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列入官员考核指标

   一位浙江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处人士说，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是促成这次“债务报告”发布的主要原因。

   2004年，浙江省审计厅核查了全省29个市县2003年底地方政府负债，发现负债率平均水平为54%，最高的达到158%。在其404.01亿元负债额中，仅2003年就新增132亿元。其中，各类投融资公司等其他主体借入的债务达到319.37亿元，占总额的79.05%。

   高企的政府性债务，引起浙江省高度关注，随后相继出台政策予以遏制。

   2005年，浙江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地方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3项指标上限分别为10%、100%、15%。同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将地方政府性债务负债率，列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实绩分析指标”。

   2006年，将地方政府性债务负债率、债务率正式列入全省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全面推行。

   2009年，浙江省委组织部把“政府性债务负债率和债务率”纳入了党政领导班子实绩分析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了相应的权重。同时，审计部门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列入日常审计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范围；市县建立了政府性债务偿还责任制和偿债准备金制度。

   今年3月，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从严控制政府性债务，加强对各类政府性投融资平台的监管，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尽管如此，2008年下半年后，各地市县投资计划风起云涌，基层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逐年扩大。

   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在报告中指出，在下一步工作中，省政府将切实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建立动态监控和预警新机制，实施政府性债务动态监管，强化偿债责任机制；建立地方性债务管理动态实时报告制度，考虑增加“新增债务率”预警指标等。

   同时，逐步推进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计划报同级人大审批，规范举债行为，强化债务的计划性，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一位浙南某县级市官员透露，截至去年底该市政府性负债40.9亿元，债务率为101.78%，其中交通、城建供23亿元。该官员说，债务高主要受中央政策民生倾斜，以及宏观调控使地方增收难、支出多。“比如教师工资、医疗保险等支出，除了中央承担一部分外，大部分则由地方承担，压力明显加大。于是，原计划用于交通、城建的财政资金，只能转给了民生项目，缺口只能由银行贷款填补。”

   一个温州财政人士说，“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显然只是梦想。比如之前大幅提高的教师工资，主要由地方财政支出，就占据一些县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甚至有个别县，财政收入勉强只够工资发放。如果这个县领导还想做点项目、搞些政绩的话，除了多卖地、多贷款筹集资金外，难有其他途径可寻。

   上述温州财政人士说，这种“高负债、高增长”发展模式，在此前一些城市取得实效。该人士认为，除土地外，一些地方财政收入新来源不足，该支出的还得大幅增加，然而收入增加困难，有些地方确实存在债务风险。

   “部分投融资平台存在违规担保、超额担保、相互担保，使得债务链不断延伸，一旦个别融资平台出现问题，债务风险将迅速蔓延。”浙江省人大财经委报告发出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