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收藏的合法化

　　人们曾经仇视好看的文物，咬牙切齿砸东西；如今，文物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人们隔着玻璃睹其芳容。

　　有人曾拿乾隆朝的瓶子换取一台电冰箱或者几把折叠椅；如今，这样的瓶子可能比一幢别墅还值钱。

　　这是一段酸楚的戏剧性经历。在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声中，在“文革”对“四旧”的扫荡之下，携带着古老文明烙印的文物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物的命运才悄然发生转变，先是经历了15年的地下交易，1993年，文物收藏被合法化并随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盛世让文物找回了原来的尊严。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收藏领域的马未都，用“十年一代”来形容自己30余年的收藏生涯：“七十年代是破坏的一代，八十年代是淡漠的一代，九十年代是关注的一代，到了二十一世纪则是蜂拥而起的时代了。”

　　马未都说自己“可丁可卯”赶上了这么一个机会：“文革”结束时，他刚走上工作岗位，有兴趣又有经济能力，文物长时间所处的低谷期，让他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收罗到好东西。这是一个前人后人都没有赶上的机会，经历十年浩劫的“前”人因为前车之鉴不敢收藏，“后”人当时没有经济能力，等到有钱了，文物价格已经涨得很高，只好望而却步。

　　今天，当人们对马未都的“发家史”颇感好奇时，他在2008年3月23日写的博客文章也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是一介草民，无师承、无家传，平地抠饼，旱地拔葱。我不比别人强，尤其不比前人强，宋元明清至民国，所有收藏大家令我辈高山仰止，望而生畏。收藏这样耗钱财、耗精力、耗知识的雅事，本与草民无关；可谁知几十年对文物的漠视，对文化的敌视，让我在夹缝中得以落脚，而恰恰这夹缝中尚有一点点泥土，又让我生根。我只能说，我是极为幸运的幸运儿，没有可比性。几千年来都值钱的物件，在我刚刚有支付能力时突然不值钱了，并展现在我眼前……”

　　上世纪80年代初，马未都每天都要在上班之前逛逛菜市场或者爬爬山，玉渊潭公园门口的菜市场、前门菜市场、后海的小山包、潘家园的小土山……满北京跑。他的目的不是买菜或者锻炼身体，而是盯上了古董。那时候的文物买卖是非法的，文物贩子只好混迹在菜市场里面，或者把摊儿摆在山上，早晨8点城管上班之前就得收工，免得东西被抄、人被抓。对马未都而言，天天起个大早看看菜市场里面出现什么稀罕物件就是享受，当然，最兴奋的莫过于每个月花上几块钱，搬回一两件心仪的宝物。

　　当时的文物贩子有个别称：“包袱斋”——铺一块布，摆上东西，在土山上居高临下，远远看见查抄的人过来，就把包袱一系，作鸟兽散。谁会想到，当年偷偷摸摸做生意的潘家园市场如今竟然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收藏品市场。马未都笑言：“现在北京每天一大早两个地方最热闹：天安门广场，人们在抬头看升国旗；另一个是潘家园，人们在低头寻国宝。”

　　马未都如今很少去潘家园了，这里已经很难见到他看得上的真东西，更别说像过去那样“拣漏”了。他挺怀念过去心醉的时光：文物不仅价格低，而且件件是真品，没人伪造，因为伪造的成本远高于文物当时的价钱，卖家捧着古玩追着买家跑，目前陈列在“观复博物馆”里的藏品绝大部分是在1995年以前买的。历史的机遇无法复制，今天的马未都基本上只能通过拍卖会购买文物，价格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一年也买不了几件。

　　怀念归怀念，但他心里很明白，他更得感激当今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帮助他完成了一个人生的终极梦想：办一家博物馆。他至今还记得他在上世纪80年代去故宫博物院研究古董时的情景，“那里除了工作人员，就只有我一个人。电灯光昏黄，因接触不良时灭时暗，为了要看清文物，我只好自己带一把手电筒。当时大家对文物、对博物馆没有兴趣，每当我兴高采烈地想让大家看看我买的好东西，别人不是漠然就是不解，有的还很不屑。”

　　人不可能总占着两头的好处。对马未都来说，恢复文物本身的尊严，与众人分享收藏文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私人博物馆的社会化

　　“观复博物馆”分上下两层，设有陶瓷馆、家具馆、工艺馆、影像馆、油画馆、门窗馆等展厅，并非是文物的机械罗列，而是被布置成客厅、书房、卧室、茶室……八仙桌、条案、太师椅、贵妃榻、琴桌、茶几、书橱等按古人生活场景一一摆放。它们是你眼里的景，你是它们亦真亦幻的主人。

　　正当我徜徉于这一独特空间，边上两个中年人在一把“交椅”前站住：“我看马未都也算是坐上了民间收藏的头把交椅，你说他得有多少钱啊？”

　　我把这说给马未都听，他乐了：“有很多富商玩收藏比我玩得大，只不过他们是秘密地玩，我是高调地玩。我也没钱，钱都换成了古董，却总是舍不得卖。当然，有人会说，古董就是钱，但大家放心，它们不会被换成钱，因为我不打算留给儿子，而是全部留给社会。”

　　他的这种姿态，免不了被人说成是“作秀”，即便他的好友也“不信他就不会给儿子留下几件”。马未都总是淡淡回应：“有些人喜欢炫耀财富，我喜欢炫耀知识。我如果想凭借收藏让自己过很舒适的日子，应该说很容易，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马未都对文物的感情好像是天生的：小时候，全班去参观博物馆，老师老是催他“跟上，跟上”，而他总觉得看不够，留连忘返。

　　——他对文物的感情是痴狂的，甚至在外人看来有点怪异：调入《青年文学》编辑部后不久的一次搬家，家里失窃，那个年代最贵的电器——彩电被盗，可不识货的窃贼并没有带走他珍爱的钧窑挂屏，这让他舒了一口气。去报案时警察疑惑：“你家被偷了，你怎么还那么高兴？”为了琢磨青花如何看出年代，他到摄影器材商店买了最亮的灯装在床头，天天晚上抱着坛坛罐罐，痴痴傻傻看到半夜，睡醒了又继续看，终有一天积思顿释，练就一个绝活——只要一看盘子正面，就能说出背面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他对文物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1988年，有个台湾商人看中了马未都当初花200块钱买的碗，开价1万美元，马未都没卖，因为钱是一样的，而古董各有各的美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他没卖过一样东西，90年代以后，因为找到了类似的更加好的古董，他就用当初买时的原价230元卖出7件东西，之所以不去赚那个钱，是源于文人的面子，觉得赚钱不道德；今天，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已经使所有人认可了低买高抛的生意经，马未都再也不会在“赚钱”和“丢人”之间划等号，但他还是不愿意卖藏品，偶尔为了博物馆能买来更好的藏品而处理掉一两件古董，他就心疼：“她们跟自己养的孩子似的……”

　　——他对文物的感情是一种永不枯竭的好奇：为什么汉代以前的壶没有壶嘴儿，后来出现的壶嘴儿跟茶文化是什么关系？交椅只不过是马扎多了个靠背，为什么“交椅”一词会演化成权位的象征？中国家具方的多，圆的少，为什么香几却是圆的多，方的少？在马未都眼里，文物是谜、是故事、是奇迹、是人类文明的坐标。

　　……

　　对文物的与众不同的厚爱，使马未都不可能像其他收藏者一样沉湎于交易的快乐和秘藏的快乐，他今生最大的乐事就是在1996年末创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后来更名“观复博物馆”，其性质也由私人变成了董事会制。

　　改制的原动力是感动于儿子讲述的一件事。5年前，马未都的儿子去英国读书。入学第一天，老师、校长、舍监把他叫到一个墓碑前说，这里埋着他们学校全部的原始校董，这些原始校董在200年前创立了这所学校。

　　马未都开始沉思：为什么200年前创办的学校在今天仍然惠及了那么多学子？这种恩惠一定是体制带来的。同样，要把“观复博物馆”做成公共事业，要把它真正完整地留给社会并有效发挥博物馆功能，这就绝不能让它因为马未都个人的某些变故而受到影响。于是，马未都为“观复博物馆”引入了董事会制，由数名董事共同掌管。

　　马未都打了一个比方：“以前呢，博物馆好比一辆公交车，我是司机，累了也必须开，没人替我；现在呢，车上有好几个司机，任何一个司机累了，下车了，车还可以继续往前开。一个良好的制度要比一个优秀的人重要得多。”

　　辛辛苦苦半辈子收藏，最后全部留给社会，马未都图什么？“别人说我徒有虚名，没错，我‘图’的还就是这个虚名，或者说能在历史上留下那么一点痕迹。等到200年以后——”马未都沉浸在憧憬之中，“我们的子孙会说，‘看，这就是马未都等几个人在200年前创办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