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局限艺术的使命

    因此，对环境的爱护、对和平的追求，应当是人类当前和未来最迫切的共同任务。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弱智到等环境灾难无法逆转时，再想到节制高度膨胀的物欲；同样，也不需要经历尸横遍野、寸草不生的核战争来重新认识和平的意义。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汗牛充栋，却难以实施的环保法规和朝令夕改的裁军、裁核承诺。环保法规的效率低下，肇始于追逐小团体的利益及相互间的失信，各自都竭尽全力为自身的恶行寻找遁词，使生存环境走上恶性循环的魔道；“以暴制暴”、“战争为了和平”等传统的平衡法则，是难以实现真正长久和平的重要因素。这类法则植根于对人类内心善性的失信，而这失信的信念滋生于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在西方文明史中，奠基于伽利略、牛顿的现代科学，提高了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能力。但其机械的、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中内含的二元论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法则。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曾说：“二元论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因此，人们有案可稽地制定了一系列有着明确是非标准的行为规则，强有力地维持着社会的运转。但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许多成则王、败则寇的动物法则依然带着真理的桂冠，衡量是与非、真理与谬误的标尺刻度，常常以强者的利益大小和奋斗方向来设定和解释。这必然导致要求人人执行的是非标准，并不能时时体现真理性。“以暴制暴”、“战争为了和平”的平衡法则，势必不能激发人们超越利益而追求正义，常常适得其反地积淀着仇恨，使暴力升级(此论并非否认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的客观存在，只是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提高，应多角度、多层次看待传统的标准和法则，采取更为文明的实践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只有改变和减少文化中的对立因素，才能从源头化解现实中对立所带来的灾难。对立并不会因为良好的愿望而减少，我们应当认识到对立的看法，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对世界作出的机械理解，它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和灾难性。

    对立与统一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属性，它时时伴随着人类的文明活动。文明活动的历史轨迹是其自身内在规律的外在显现，但对规律的运用和把握则常常是人类选择的结果。如果没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许我们独裁的封建社会没有如此稳定和悠久；如果没有华盛顿的主动让位使民主制度名副其实，美国也许不会有今天的强大；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可能还在手挥“红宝书”，口呼“万岁”；南北朝鲜的存在、柏林墙、冷战格局的历史和消失……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类主观的选择。以往的文明史更多地证明了事物对立面的存在，更多地强化了生物性本能的部分，以至于常常鼓励人们在生活中理直气壮地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回顾历史，我们有责任将对未来世界的认识，往更有利于完善人性的道路上引领，要认识到事物完整一体、互相依存的本来面目，建立重和谐统一、轻对立斗争的认识方式，人类才能走上主动弱化或超越对立的道路。

    但内在的、天然的动物性使得人类在利益面前，常常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去摧毁理性的栅栏或撕开层层包裹着的文明外衣，走上对立的老路使自身蒙难。因此，对立的改变和减少除了依靠相应的文明规范，还要依靠人类心灵深处的、感性的、超越思辨的善的能量，这个能量应当成为改变和减少对立的最初驱动力，成为减少和扼杀萌芽状罪恶的利器。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人类在争夺利益的漫长历史中，在对立这一天经地义般原则的指导下，追逐局部利益，引发层层灾难，深埋了人内在的善性。

    没有良好的生存与和平环境，人类所有的文明行为都将化为乌有。为了获得理想的环境和社会制度，人类利用法律来遏制越轨之举，但欲望与法律对抗的天性，导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结果——法律虽然构筑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格局，但法律条文的间隙里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罪恶。虽然道德为清除这类罪恶承担着义工的角色，但道德自身具有的历史性、地域性，及与现实生活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常常使之苍白无力，甚至自相矛盾。构建于文明框架之上的法律与道德，受制于文明自身的发展高度，它们的每一点进步，都以对以往文明的某些部分作出艰难的修正，或以各种形式的冲突为代价，时而包含着血腥。

    除了法律和道德之外，我们原本可以从宗教那里借上帝之手，适度地抚平人们不平衡的心弦。宗教建筑于未知和理想两大基石之上，随着科学的发展，自然的诸多未知的谜团被解开，存在于人们内心的神秘和信仰被逐步剥离了，伴随宗教的一系列行为和道德规范受到轻视和质疑。当今的世界，总体上成为一个高度物化而缺少信仰的时代。对宗教的信仰已经转化为对知识的崇拜，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不再依靠上帝来维系社会良性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重任落在了人类自己建设的文化的肩上。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秩序，符合和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新秩序的建立是文化的必然使命。

    当今文化的首要使命，就是追求良好的与和平的生存环境这个全人类的总目标。它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文明力量去实现。

    艺术——这个文明中的重要一分子，理应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艺术如何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裨益，是每一个对人类怀有大爱之心的艺术家所自然面临的问题。

    用艺术的方法参与，虽然不如法律、道德那样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艺术依靠唤醒人灵魂深处对美和善的渴望的动力，去自觉地、潜意识地抵制丑与恶；依靠对社会及人自身的丑与恶的暴露和批判，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警示。艺术实践方式的特性，决定了艺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艺术依靠直指心底的、最本能的沟通方式，超越了其他沟通方式所无法逾越的障碍，更有价值的是，艺术化被动执行规则，为主动释放人内在的善的能量去推动文明，因此，这个能量是巨大且不竭的。

    文明发展到今天，发自内心、柔弱似水的善的能量，应当远远大于诉于外形、张牙舞爪的武力，尽管武力在历史上扮演了一号主角。更让我们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为善性的释放提供了生存底线。只有人类内在的善性持续地、自觉地发挥作用，人类才能在诱惑面前抵御自身的劣根性，才能使文明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与抵制战争提供可能。

    只有善性得到张扬并成为自觉的行为，人类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才能悄然而至，所有的幸福才有了切实的保证。